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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建 简介

　　1954年出生于广东，青年从军，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父亲张勋甫，1921年出生，山东莱芜人，为深圳1979年建市第一任市委书记，2017年去世，享年97岁。在他去世后，习远平先生在《深圳特区报》撰文《远去的岁月，不会远去的背影》悼念，文章如此评价张勋甫：深圳经济特区初创年代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和见证者。

　　前言

　　背影·初心·动力

       刚刚过去的8月26日，是深圳特区的40周岁生日。

       这一天，我们跟这座城市，跟这座城市的人民，真诚地道过一声：生日快乐！

　　四十不惑，深圳不惑。

　　四十年沧桑巨变，四十年激情岁月，四十年重新出发。

　　2017年1月初，深圳建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去世，享年97岁，习远平先生在《深圳特区报》上撰文悼念——“远去的岁月，不会远去的背影”。

　　摘录文章的最后一段：

       创建深圳经济特区的那段峥嵘岁月已经远去，张勋甫叔叔这一代开拓者们的背影却不会远去，深南大道旁那尊拓荒牛，就是他们的精神写照。今天的年轻人在享受着特区建设成就，感受现代化城市生活，用智慧追逐创新驱动的科技梦想时，不应该忘记那些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们的背影并没有远去，他们闪光的足迹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张勋甫，1921年出生，山东莱芜人，当年是习老（习仲勋）提议，任命他为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同时继续兼任广东省计委副主任，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初创年代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和见证者”。

　　在深圳特区迎来四十周岁的时刻，我们有幸找到张勋甫同志的家人，访谈了他的儿子张晓建和女儿张小玲，听他们讲述特区初创时期的那一段峥嵘岁月，听他们分享对党始终忠诚、工作踏实而生活朴实的父亲……

　 “记住曾经走过的道路，铭记张勋甫同志在内的那些开拓者和建设者们为深圳崛起所作的贡献，就是不忘初心，也是我们今天继续奋进的动力。”

2020年5月29日，深圳，张晓建（左一）、张小玲（中）接受大众网·海报新闻广州新闻中心主任张玉升（右）访谈。

         莱芜
        在深圳第一次见到张晓建的时候，添加微信，我惊讶于他的微信名字：莱芜。

　   对于故乡、老家的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张晓建出生于广东，他的父亲张勋甫，是地地道道的山东莱芜人，97岁的老人家，到老还是一口莱芜话。

　　时间拉回到1978年，在广州说着莱芜话的张勋甫，遇到复出南下、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第一次相遇？

    “1978年，我父亲刚主政广东时，张勋甫同志是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初到广东，听取各部门的工作汇报时，我父亲就注意到了这个说话挺实在的老同志。”

　　这是习远平先生在《远去的岁月，不会远去的背影》一文中给出的描述。

　　彼时，张勋甫57岁，在地方上的确算是“老同志”。

　　年龄虽大，但贵在“说话挺实在”，值得信任，重担压肩。

　　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张勋甫领命出发，被委任为深圳建市后第一任市委书记，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初创年代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和见证者”。

　　人生际遇，得遇伯乐，何其幸甚。

　　值得一提的是，在访谈过程中，说起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对党、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诚，没有丝毫怨言，66岁的张晓建潸然泪下……

　　张晓建的妹妹张小玲告诉我，退休后的父亲，喜欢养墨兰，“那一盆墨兰，只有他养得好……”

　　墨兰如人，外在平和，内心坚韧。

　　这不正是张勋甫一生的写照吗？

　　1.深圳名称：习老最后拍板，就用深圳市

       习远平文章摘录：

       我父亲让张勋甫同志带一个工作组，去宝安和珠海进行调查研究。为什么让他带队去呢？张勋甫叔叔曾经回忆说，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他在计委负责外贸出口工作，而我父亲当时想在宝安兴办一批出口加工企业，利用宝安毗邻香港的优势，搞来料加工。我父亲当时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兴的边境城市。

         张晓建表示，父亲当年带队去宝安和珠海调研后，在报告里提出，深圳市和珠海市在三五年内要做到三个建成：一个是外贸出口基地；一个是外商旅游区；第三个，新兴的边防城市，“这个报告，就体现了广东省委习老的意图，就是要跟中央要权，先走一步”。

       现在回过头来看，深圳市的设立，实际上就是为深圳市建立经济特区做了一个铺垫。如果没有这个铺垫，特区不可能一下子就开展工作，一路向纵深推进。

　　张晓建分享了一个细节。国务院批复设立深圳市的时间是1979年3月5日，“其实习老在1979年的1月份，让我父亲和当时宝安县的县委书记方苞一起酝酿深圳市委和市政府的班子搭配”。

　　撤县改市，新市名称，叫什么好？

　　张晓建说，就市名问题，父亲他们做过广泛的调研，征求了各界人士的意见，最后归纳出来，认为深圳比宝安更合适。

　　为什么？

　　“因为深圳在海外华侨里面，知道的人更多，比宝安更有知名度；另外，就像远平文章里写的：‘圳’字从字面上解释为田中沟渠，有水有田，寓意也很吉祥。”

　　张晓建表示，市名问题也报到习老那里，习老最后拍板，就用深圳市。

　　2.特区面积：围绕“大特区”做文章

习远平文章摘录：

　　深圳市刚成立，张勋甫、方苞等市委领导就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开始描绘未来深圳的蓝图。为了落实省委的指示，尽快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上去，他们向省委提出在深圳搞一个“先富区”，决定将边境地区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这个“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确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新市成立，快马加鞭，开创特区。

       迎来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确定特区面积，“特区究竟要搞多大，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当时有不少争议。”

　　张晓建表示，对于特区面积，由于大家理解不一样，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对长远的设想也不一样，当时出现了很多个版本，很多个方案。父亲他们从考察、调研到正式的批准，开展这个工作，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从1979年的5月份开始，到1980年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书记过来，这个问题都没有定下来，一直到1981年6月2日，国务院确定深圳二线的设置走向，到这个时候，应该说大特区的面积才正式定下来。其实就是根据习老的意图，我父亲他们往省里面报的方案。”

　　张勋甫他们向广东省报送的方案，涉及到一个“先富区”，“先富区”面积有327.5平方公里，是深圳市委早前根据习老的意图划出来的，便于沿边、沿海的大队和公社，开展小额边境贸易，过境耕作，增加当地收入。

　　现成的“先富区”，特区何不用之？

　　遥想当年，特区初创，没有任何前路可循，也没有任何理论指导，摸索上路，各有看法。

　　对于这段历史，习远平先生在文章里如是说：

　　张勋甫书记和深圳市委一班人希望在“先富区”的基础上搞，就是在3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设立特区，而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却只同意在很小的范围内搞。两边争执不下，态度都很激烈。

　　谷牧同志赞成我父亲提出的意见，明确表态，只能大搞、快搞。最后，我父亲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拍板，支持了张勋甫等深圳市委同志们的意见，决定要搞就要大搞，最后确定了深圳特区的范围是327.5平方公里。

　　张晓建表示，现在回过头看，当年各方争论特区的面积大与小，实际上是对设立深圳特区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一样，“究竟是搞成一个加工区，还是搞成中国式的经济特区？究竟是引进几个企业，提高一些产值，还是推进综合性的改革？”

　　焦点，不辩不清；答案，越辩越明。

　　如今，历史已经证明，“大特区”概念的确定和推行，为深圳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比同期设立的另外三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以及厦门，一开始定的特区面积都不大，唯有深圳，一上路就是“大特区”，围绕着“大特区”做文章……

　　张晓建感慨：正是有了当年的“大特区”，方有今天的大深圳。

　　“时间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父亲他们的坚持是正确的，是值得的。”

　　3.特区规划：高质量的规划是中央领导支持、形成的结果

 

       深南大道，如今已是深圳的一道风景，成为城市的象征。

　　时间拉回到1980年，在深圳，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路上跑的汽车都没有几辆。

　　当年的深南大道，是一条乡间小道。

     “为了确定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心，张勋甫同志带领市委一班人在一片荔枝园边选中了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办公地，在当时的乡间小道上，规划了60米宽的城市主干道。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比香港更高的城市建设起点。”（摘自习远平先生文章）

　　抚今追昔，让人无限感慨。

　　60米宽？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

　　张晓建分享了深南大道规划建设之初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深圳市委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写信人是一位美国华侨，闻听深圳要搞特区，心潮澎湃，奋笔疾书，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建议。

　　他在信中特别提议，一定要有长远眼光，把道路规划得宽一些，否则一旦规划窄了，以后想改，没有办法改……

　　关键时刻，良言入耳。

　　张晓建说，父亲当年接到这封信后，深受触动，不仅听从了这位热心华侨的建议，还提议把信件放到博物馆里长久保存。

　　“当年深南大道这个事，也引来很多的非议，太多人认为如此规划太过超前，浪费了土地，但是我父亲认为这是百年大计，必须这么做……”

　　由深南大道，到总体规划，再到启动建设，当年的深圳，面临严重的人才匮乏。

　　1979年4月，谷牧副总理来深圳调研，张勋甫提出，深圳缺少人才，也缺少工程力量，希望中央给予支持。谷牧当即表示同意，回到北京，很快调来一个师的工程兵。

　　“这一个师是早期深圳市建设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张晓建说，后来又有王震副总理过来深圳，张勋甫继续求援，希望加强深圳市的规划力量、设计力量，王震也是当场敲定人数，130个名额，分配给随行的多个国家部委和国企负责人……

　　1980年春节前，这批技术骨干、专门人才抵达深圳，主要安排在深圳市规划院和设计院，随后，紧锣密鼓地制定了深圳市的总体规划。

　　张晓建感慨，当年深圳特区的规划，实际上是中央领导支持、形成的一个结果。

　　“如果没有谷牧副总理、王震副总理调兵谴将、支援深圳，想要出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规划，是不容易的，也是做不到的。”

　　4.山东印记：喜欢吃煎饼，喜欢吃香椿

1960年代，张勋甫一家人合影，前排右为父亲张勋甫，前排中为母亲卢佩，前排左为女儿张小玲，后排为四个儿子，后排左一为张晓建。

       习远平文章摘录：

　　多年来，我在深圳多次见过张勋甫叔叔，他是那种最不像“官”的老同志，穿着从来十分随意，一辈子不曾改变的山东莱芜口音，让人感觉特别亲切。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本色。有时生病住院也不住高干病房，宁愿和普通病友挤在一间病房。

        张晓建妹妹张小玲的手机里，保存有数段父亲的珍贵视频，拍摄于2016年12月中旬，父亲住院期间。

视频里，97岁的老人家，一口莱芜腔，坐在病床上，端碗拿筷，自己吃饭，头脑清醒，表达清晰，与家人相谈甚欢。

　　张晓建告诉我们，父亲在生活上非常简朴，很多山东的习惯，他都保留着，喜欢吃煎饼，喜欢吃香椿，还在家里自己摊煎饼，一直到晚年，这个习惯都保留着。

　　“山珍海味这些，从来不是他的选项，每天吃的东西，就是玉米、胡萝卜、牛奶、鸡蛋，长期坚持吃，从来不吃补药，去看病就坐子女的车，也不跟组织要车……”

　　张勋甫的一生，一直跟中国革命紧紧连在一起。年轻时抗日，中间去延安学习，后来到东北土改，最后南下到广东。“在每一个地方，对党分配的工作，他都有高度的责任心，要么不干，干就必须干好”。

　　张晓建由衷地说，父亲一辈子，对工作负责，对子女要求严格，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尤其是在思想上一直跟党保持一致，跟中央保持一致，即使遇到再大困难，从未动摇。

　　“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严重冲击，被打成走资派，关到牛棚里，失去人身自由，他也没有动摇，也没有丝毫的怨言……”

　　说到此处，张晓建，潸然泪下……

　　与哥哥一样，张小玲说起父母，也是言语哽咽，十分感伤，慨叹父母留给他们的印记太多、太深，“在父母的墓碑上，我们刻了两幅对联，由衷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缅念和评价”。

　　这两幅对联是：

　　父亲张勋甫：鲁陕抗战，一心跟党；深圳拓荒，使命担当。

　　母亲卢佩：立人文，有爱有义有节；奉家国，无倦无悔无我。

　　5.党性至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应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和信念

1980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左三）与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左一）在深圳。左四为习仲勋夫人齐心。

       回首特区初建，“要杀出一条血路”，路在何方？

　　在中央和习老的领导下，张勋甫带领深圳市委班子，披荆斩棘，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敢于作为，为特区的创建和发展，下了一手漂亮的开局棋。

　　上路难，行路更难。

　　继张勋甫之后，特区后来的历任市委书记，全身投入，锐意创新，前赴后继，继往开来，带领特区驶上快车道，一路飞驰一路歌……

　　时光荏苒，四十光阴，特区大成。

　　改革先驱，城市英雄，数不胜数。

　　站在四十年的时间节点上，立于新时代的发展洪流中，深圳，再次被委以重任，前景浩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于当下的中国，对于当下的深圳，再出发时，从特区的历任初创者和领导者们身上，我们该学习什么？发扬什么？

　　张晓建分享了三点看法。

　　第一，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一个阶段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断地推进，每一代党员干部，都有鲜明的历史的烙印，归根结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和信念。

　　“需要强调的是，在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做到？或者说已经取得很多成绩的时候，是不是还能保持清醒，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二，深圳特区起步的时候，特区开创者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摸索前进。“这启发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各项事业前进”。

　　第三，当年为什么坚持“大特区”的概念？为什么坚持深圳市委的一元化领导？“因为他们内心有一个情怀，那就是：所有的工作，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